丁宁，原名穆文华，1925年4月出生，河北省无极县人。1939年8月，考入无极县第八抗日高级学校读书，开始抗日救国的社会活动。1940年6月，担任无极县中河流村妇女抗日救国会副主任。1941年6月，在河北定县考入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二分校附属中学。1942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3年2月，随抗大二分校附中奔赴延安。1943年5月，进入陇东合川县抗大七分校学习，担任班长、排长、分队长。1945年6月，调到延安中共中央机要科译电组，担任译电员。1946年1月，与中央机要科的程浩结婚后，随中共代表团赴重庆，担任与中央联络的机要译电员。1946年5月，与程浩跟随中共代表团赴南京，继续担任机要译电员。1946年11月，与程浩受周副主席派遣，随中共上海局领导钱瑛赴上海从事地下工作。1947年1月，与程浩受中共上海局派遣，到台湾从事地下工作；同年8月底，受中共上海局调遣，返回上海。1947年9月，与程浩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负责中共上海局与中央的机要联络工作。1949年4月，受中共上海局紧急派遣，冒险突围到南京给三野和地下党组织送情报，出色完成任务。1949年6月，与程浩受中央组织部调遣，到北平中共中央统战部秘书处机要科任译电员。1953年8月，受中央统战部派遣到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研究班学习，1956年7月毕业。1956年8月，调中共中央办公厅档案局档案处工作，曾任代处长。1970年1月，与程浩调新疆自治区革委会档案处工作，任处长。1980年3月，与程浩一同调北京，在中共中央统战部档案室从事档案管理工作，司局级。1983年离休。离休后，从事抗大二分校校史的编辑工作。问：您生长在抗日革命家庭，兄妹几人被称作“穆氏三杰”，还记得那些往事吗？答：我父亲穆向荣是冀中地区的传奇人物。他生于1899年春，1938年正当壮年时，日本侵略者的战火烧到了冀中平原，华北沦陷。我父亲做出了一个惊人之举：把自家的百垧良田变卖，毁家兴学，在村里建起了抗日小学。他说：“只要拥护抗日，无论贫富，都可以来上学，不能让孩子们忘了自己是中国人！”因为他这句话，附近几十个村庄的孩子都来抗日小学免费读书，是冀中地区有名的新式学校。日军知道我父亲反日，为八路军做事，因此恨之入骨。1942年5月，日军发动“五一”大扫荡，把我父亲抓到炮楼，逼着他带领全村人修炮楼。父亲宁死也不答应，日军就用酷刑“老虎凳”折磨他，还不给饭吃，致使他的身体遭受摧残。饿了四五天，眼瞅着快不行了，日军把他扔出炮楼。当时我父亲已经走不动路了，乡亲们赶着牛车把他拉回家。我父亲有3个子女，大儿子穆兆泽，二女儿穆文卿，我排行老三。在父亲的带领下，兄妹3人先后参加了抗日救亡工作，在冀中地区被誉为“穆氏三杰”。我哥穆兆泽，号穆老惠，参加革命后，随母亲改名丁冠英。他是兄妹中最早参加抗日斗争的。1937年参加革命，后在我父亲的抗日小学担任教员，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冀中根据地建立后，我父亲把他送去从事教育工作。我姐穆文卿，1941年参加革命，1941年至1945年在抗大二分校附中、抗大七分校女生大队一队学习。1945年至1948年在延安洛杉矶保育院任护士、护士长。1948年，毛主席率领中央机关离开陕北，她作为特别护理跟随队伍到达西柏坡。后来，一直从事医务和政治工作。1940年6月，我15岁时，被选为村妇女抗日救国会副主任，担任抗日小学教员，专门组织妇女群众识字、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1941年6月，我收到哥哥来信，得知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二分校附属中学在冀中地区招生，我与姐姐一起投考，并参军入伍。问：您与程浩结婚后跟随周恩来到重庆，其间经历了秦岭空险，可否谈谈感受。答：1945年6月，我从甘肃陇东抗大七分校调到延安中共中央机要处。学习3个月后，分配到机要科译电组，担任译电员。那时，机要处处长是李质忠，机要科科长是程浩（陈慧连）。大家熟悉以后，一天，李质忠问我：“陈慧连要调走了，你们结婚吧。”我说：“我俩什么也没说过，怎么就结婚呀？”李质忠说：“回去考虑考虑吧。”之后，我认真地考虑了此事。经过一段时间的了解，1946年1月12日，经组织部批准，我和程浩结婚了，中央机要处为我们举行了简单而热闹的婚礼。这一年程浩23岁，我21岁。结婚前，组织部原打算派程浩和我去北平工作，但情况发生了变化。原来，军调部（1946年1月13日，由国民党、共产党和美国三方组成的军事调处执行部，简称军调部——整理者注）成立后，因工作特殊，只要男同志，不要女同志。軍调部非常希望程浩能去，他是负责晋绥战区的译电员，熟悉情况。只是我们刚结婚，就面临分离，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这时，周副主席从重庆回延安汇报工作，他提出：“我用一个换两个如何？程浩夫妇跟我去重庆中共代表团，我这边去一个单身的。”叶剑英与军调部同意了。临行前，考虑到国统区工作的复杂性，我丈夫改名程浩，我改名丁宁。1946年1月29日，周副主席带领我们一行18人乘坐美国飞机，从延安出发赴重庆。由于天气恶劣，当晚降落西安。第二天早上，从西安飞重庆。不料，飞机在飞越秦岭时遇险，当天中午飞返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办事处的同志给我们准备了晚饭，大家聚在一起议论纷纷，对飞机上的惊险场面心有余悸。这时，周副主席走进来，亲切地和大家打招呼。大家围上去，争先恐后说着自己的感受。周副主席微笑着，耐心地讲解应对飞机颠簸的经验，他的关心、镇定和亲切鼓舞了大家，气氛变得愉快起来。周副主席还一个一个地询问，身体怎么样，在飞机上呕吐了没有，等等。问到我时，他和蔼地说：“小鬼，你害怕没有？”我说：“我没害怕。”他问：“为什么没害怕？”我说：“因为我不知道那是降落伞，背它起什么作用。当我注意到小扬眉在哭，还听到李金德说‘我抱着你，我们两个一块儿。’我还不知道要跳飞机，心想他俩一块去哪里呢？”周副主席哈哈大笑，对大家说：“丁宁同志说得好，不知道就不害怕了，这也不错。”问：1946年4月8日，王若飞、邓发、叶挺等人从重庆回延安，您记得临别时的情景吗？答：1946年4月8日，中共代表团就国共谈判中关于部队整编等重要事项，必须回延安向党中央汇报。王若飞、秦邦宪、邓发、叶挺一家等13人，准备搭乘美方飞机回去。我当时已怀孕，要到医院检查身体，因顺路，邓大姐让我搭乘送同志们去机场的车。那是一辆卡车，上面放了不少行李，同志们就坐在行李上。王若飞主动招呼我坐下，并嘱咐我要多保重。車开动后，王若飞谈兴很高，他讲自己在苏联留学的事情；讲在狱中如何与敌人斗争，如何把特务打了一顿；讲他第一次见到毛主席的情景；还讲到他的夫人李培之及儿子毛毛（王兴）。我入神地听着，心里更加敬重他。快到机场时，一旁的邓发提醒道：“小丁，快到机场了，你跟我们回延安呀？”大家被逗笑了。我说：“邓校长，这会儿叫我回延安就好了，我真想回延安呢！”邓发在延安时曾任中央党校校长，我习惯称他邓校长。分别时，大家紧紧握手，依依不舍。王若飞说：“小丁，延安见，下次见面接着给你讲。”邓发挥着手说：“小鬼，放宽心，延安再见。”我走到小扬眉跟前，安慰她说：“这次有你父母陪同，坐飞机不怕了。”叶挺出狱那天，曾给同志们发了糖果，趁此机会，我对他也表示感谢：“叶将军，你给的糖真好吃。”不曾想，飞机失事，同志们全部罹难。那天，是中共代表团成员最黑暗的日子。晚饭，大家都没吃。夜晚，人人难以入眠。问：听说在您怀孕期间，同志们给了不少照顾？答：1946年5月，国民政府还都南京，中共代表团也要随迁与国民党继续谈判。代表团工作人员分批去南京，一部分同志乘船，一部分同志乘飞机。5月3日，国民党给代表团准备了两架飞机，一架由周副主席带队，一架由董老带队。我有孕在身，组织上照顾我，让我随董老一行乘飞机。不料，飞机刚起飞，就出了故障，赶快折回来，第二天再飞。坐船去南京的同志很辛苦，途中因撞船，报务员叶晋之（著名历史学家叶蠖生的女儿——整理者注），不幸坠江牺牲。到达南京后，周副主席将机要科人员安排在他的办公室楼上。机要科24小时工作，为了不影响周副主席和邓大姐休息，晚上工作时，大家不穿鞋，光着脚。南京是个火炉，天气炎热。机要科在楼上，本来就很热，为了保密，不能开窗户，无论白天夜晚都用厚厚的窗帘遮着。为了降暑，我们把脚泡在凉水盆里，男同志打着赤膊。一天，邓大姐敲门进来，看了一眼，一句话没说，转身就走了。没过片刻，门外又响起了脚步声，有人在说话。“哎，好像是周副主席和邓大姐的声音。”我小声地说。大家停下手里的工作，抬起了头。门推开了，周副主席和邓大姐手里拿着大茶壶和杯子，两人乐呵呵地进屋。程浩赶快接过他们手里的东西，有点不好意思地说：“副主席，您瞧我们这样，太不文雅了。”几个男同志慌忙找汗衫往身上套。邓大姐拦住大家，说：“辛苦了，这么热的天，大家休息休息，先喝点菊花茶，解解暑。”“你们是干保密工作的，要注意安全，我住在楼下，给你们放哨！”周副主席风趣地说。那段时间，周副主席和邓大姐经常泡菊花茶、煮绿豆粥，亲自送到机要科。代表团成员的关系特别好，亲如一家人。团里有好几位孕妇，只有我是生头胎，没经验，全靠大姐姐们帮助。只要我一出机要科，她们就围着我，问长问短：“哎呀，预产期是哪一天呀，怎么样了，有什么感觉啊，小孩子的衣服准备好了吗？”我不会做小孩子的衣服，也没有东西可做，除了铺盖卷，就是常穿的几件衣服。于是，邓大姐把她的几件新旗袍拿出来，董老的爱人何莲芝则帮我缝制婴儿衣服。廖承志夫妇也很关心我。廖承志喜欢开玩笑，逗我开心。夏天，我穿着旗袍，站在坡上，肚子挺大了，廖承志把我肚子拍拍说：“你这习惯要收着呀。”10月4日，初秋时分，气候宜人。这一天，邓大姐兴高采烈地对大家宣布：“今天，我们中共代表团又增添了一位新成员。程浩与丁宁的孩子出生了。”周副主席和邓大姐到医院看望我。他们高兴地抱着孩子，不停地用手抚摸他的小脸蛋。邓大姐说：“这是革命的宝贝，就叫宝宝吧。”问：在上海从事地下机要工作，您与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主人公原型一起战斗过？答：1946年11月，国民党召开一手包办的伪“国大”，国共关系破裂，和谈失败。周副主席派我和程浩去中共上海局，继续从事译电工作。1947年1月，我和程浩由中共上海局派遣到台湾建立秘密电台。我化名李冰玉，程浩化名邵祥云。8月，因保护人被捕，上海局通知我和程浩返回上海。我俩仍然从事机要工作。程浩负责译制党中央来往电报，我带着孩子，隐蔽性强，担任机要交通。在白区工作，为了安全起见，都是单线联系。程浩这条线的工作流程是：李白（原名李华初，曾用名李朴，化名李霞、李静安。湖南省浏阳县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湘赣边秋收起义，1930年8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4年6月在江西瑞金中央军委无线电学校第二期电讯班学习无线电技术，结业后分配到红五军团任电台台长兼政治委员，参加了长征。全面抗战爆发后，李白受党组织派遣，化名李霞，赴上海担任党的秘密电台的工作。1942年9月，李白与妻子裘慧英不幸被日军逮捕。1943年5月，经党组织营救获释。抗战胜利后，李白到上海继续从事党的秘密电台工作。1948年12月29日深夜被国民党特务逮捕，1949年5月7日牺牲。他是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主人公李侠的原型人物——整理者注）收电后，交程浩译电；上海给党中央的情报，经程浩译成电码后，送到李白电台和秦鸿钧电台发往中央。中间互相传送电码，单线联系，不固定传送，以防万一有人被捕，暴露组织。我和李白的妻子裘慧英是单线联系传送人，接头地点大多在虹口公园（今鲁迅公园）门口，距离李白住所黄渡路107弄15号不远。1948年12月29日深夜，李白被捕，程浩和我并不知道李白电台已被破坏。第二天，正是我与裘慧英接头的日子，地点虹口公园。我们的接头暗号：右手捏右耳的下垂。清晨，我按时来到虹口公园，慢慢地朝接头地点走去，并警惕地观察着周围，仔细寻找“右手捏右耳下垂”的人。接头时间越来越近，却没见到接头人。我有些不安，转身往回走，隐约觉得有人跟踪，但不敢多看，而是加快脚步，东拐西绕地回了家。一连3天，我都早早来到虹口公园，却始终不见交通员。但最后这天，出现了意外。我在接头地点附近走来走去，不时地看表，这个时间逛公园的人很少，加上时局不稳，平时也很少有人出来闲逛。我假装漫不经心地打量着过往行人，总觉得附近有双眼睛盯着我。我心里有点不安，嘴里哼着戏文，慢悠悠地往公园外走去。果然，发现不远处有人跟着。我加快步伐，那人也快步跟上。我慢下来，那人也慢下来。我想坏了，被特务跟上了，一定要甩掉他。如果我不能在规定时间回家，程浩一定知道出事了，他们会立刻转移。最坏的结果，即使自己被抓，也不能连累其他同志。想到此，我定下心神，快步往电车站跑去，特务也飞奔过来。等他快到跟前時，车站已有许多人，这时我突然一个转身，与特务打个对脸。我揪住他，喊道：“流氓，耍流氓呀！”等车的人涌了过来，特务被突如其来的行动给闹蒙了，脚步也踉跄起来。人们开始推推搡搡，喊叫着：“光天化日，好大胆。瘪三，打流氓呀！”特务被围起来，只得使劲挣脱，往人群外挤。可围观的人很多，他挤不出去。这时电车到站，顺着上上下下的乘客，我赶快挤上车。特务还没缓过劲来，电车开走了。我有意多坐了几站才下车，确定无人跟踪，再换车回家。我冲到屋里，看到刘长胜（时任中共上海局副书记）正跟程浩说话，他们一直在等我。听完事情经过，刘长胜说：“李白同志一定是被捕了，他太太也一定受到特务的监视。现在看来，李冰玉（我的化名）同志应当马上转移。”。随后，我和程浩又搬家了。“文革”中，裘慧英受到冲击，有人污蔑她在1948年12月29日深夜被捕后叛变，到北京找我外调。那时，我也受到批判，但我坚定地对调查人员说：“你们不了解当时的情况，裘慧英没有被捕，更没有叛变，我可以证明。”我为裘慧英写了一份证明：“裘慧英同志没有被捕，更没有叛变，是坚定的中共地下党党员。当年是我与她接头。”问：上海解放前夕，您冒险出城送情报，请讲一下事情的经过。答：1949年3月，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军队对全城实行宵禁，进出城区的人必须接受严格盘查。大街上，每天都在杀害共产党人。3月17日，上海局秘密电台所在地遭国民党特务破坏，报务员秦鸣钧、联系电台的张困斋（张承宗之弟）先后被捕牺牲。党中央和华东局非常关心上海地下党，指示刘长胜、张承宗等人撤退。但二人认为，解放军渡江战役即将打响，上海地下党工作繁重，任务紧迫，决定妥善隐蔽，留沪指挥。刘长胜与程浩商量，将党中央的电报和情报尽快送往南京。另外，为南京地下党组织带去经费，建立地下电台。程浩提议：“此次任务紧急重大，还是派我爱人去吧。一来李冰玉是经过白区工作考验的老同志，对敌斗争胆大心细；二来她对党忠诚，周副主席和邓大姐及钱瑛大姐都了解她。”刘长胜同意了。当天晚上，程浩向我谈了组织的决定：“这次任务重大，不宜单独行动，组织上派庄佩林与你一起走，有事也好商量。另外，上海局派庄佩林到南京地下组织从事译电工作，你要负责教会她。”我一口答应：“你放心。”如何出城？程浩想了一个办法，他说：你带上小敏（二儿子），把密码、情报用油纸布包好，塞进他的尿布里，至于金条……”我灵机一动，抢过话头：“我缝进呢子大衣的垫肩里吧。”3月19日清晨，我俩仔细检查了准备工作。临行时，程浩又嘱咐：“万一出事，采取紧急措施，毁掉尿布，拼死保守党的机密。”我抱着儿子小敏，带着庄佩林来到上海火车站。站岗的宪兵斜着眼上下打量我们，我拿出组织上事先准备的地址递给宪兵，又打开小敏的小被子，故作夸张地对庄佩林说：“你看，我说在车上换一次尿布，你说不用，瞧，屎都出来了。”庄佩林也假意抱怨：“谁让你没完没了地给他喂吃的，小孩子是直肠子，那还不是吃了就拉嘛。”宪兵一听，捂着鼻子，连地址也顾不上看，急忙打发我们走。我们走进车站，直到瞧不见站口的宪兵，才长舒一口气。4月7日中午，我们闯过道道关卡，终于顺利到达南京。问：您带着孩子出色完成任务，程浩对此如何看？答：到南京与我接头的人是地下党南京市委委员史永，见到我们，他又惊又喜地说：“听说上海宵禁，我们正担心密电码怎么送出来。没想到，上海地下党派的是女同志，还带着孩子，了不起。”我来不及和史永多说话，提出尽快执行任务：一是找地下交通，把密电码和中央给刘晓（时任中共上海局书记）的指示转交江北三野司令部，且务必在今天晚上送到；二是转交南京地下党的活动经费；三是立即与上海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在史永的带领下，我们赶到长江边三野司令部临时接头地点。同志们听说我们把密电码藏在孩子的尿片里带出上海，又是赞许又是敬佩，都说：“咱们的小家伙给解放南京立下大功了。”到达南京的当晚，三野与上海的机要通信就建立起来了。在上海的刘长胜、程浩收到三野司令部给刘晓的电报后，知道我们已经完成任务，非常高兴。第二天，我与陈修良（时任南京市委书记）在约定的地点见面。我向她转达了刘长胜书记的指示，并上交两根金条。陈修良对我冒险从上海往南京送情报给予高度评价，嘱咐南京地下党同志积极配合我的工作。对于我冒险出城送情报的事，我丈夫程浩曾给予了中肯的评价：“李冰玉同志冒险从上海往南京送情报，是为了转移，也是迫不得已。当时南京、上海的国民党反动政权马上就要失败，一片白色恐怖，革命者每天都在流血。中共上海局为了与三野司令部、南京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想了许多办法都不成功。当时有地下交通共计5人，因为责任重大，必须非常可靠，这样的人找不到。换句话说，就是有人怕死，不敢去，在革命的紧要关头，成了软骨头。李冰玉同志冒险出城是九死一生，如果敌人搜出了密电码和情报，3人都得牺牲。李冰玉同志勇敢地接受了任务，是一位经受了生死考验的共产党人。”1949年6月4日，我们一家在解放后的南京相聚。第二天早上，司令部来人，通知程浩到二野司令部看中央给他发来的电报。电报是童小鹏发的，电报内容是：“速来北平，到组织部报到，工作、学习。”据童小鹏说，这是周副主席亲自布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