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时值清明，贵州山雨纷纷，阴雨绵绵。息烽快活岭的荒野中，一位身材瘦小、头发花白的老人在一座没有墓碑的坟头上，弯着腰，一根一根地拔去杂乱的野草。拔完后，他又来到旁边的一座坟头上继续拔。之后，他挖来一些黄土，轻轻地培在坟头上。做完这一切，他没有像往年一样立即离开，而是默默地站在那里，静静地凝视着眼前这两座一共埋有七人的坟墓，任凭雨水打湿他的衣襟。今年来扫墓，白发老人的心情和往年不大一样，因为坟中所埋七人的“问题”终于弄清楚了，他们在埋名三十多年后，终于被评为了革命烈士。他这次来祭扫，就是要告诉他们这个好消息。坟前的白发老人，就是《红岩》小说中“疯老头”华子良的人物原型韩子栋。坟中所埋之人，是1945年7月14日被国民党特务枪杀于此地的“军统违纪分子”：张露萍、张蔚林、冯传庆、赵力耕、杨洸、陈国柱、王席珍。与国民党有不共戴天之仇的韩子栋为什么每年都会悄悄地去给“军统违纪分子”扫墓？曾在军统电台工作的张露萍、冯传庆等七人为什么在殉难三十多年后被评为了革命烈士？这其中又有什么隐情呢？要解开这些历史谜团，得从南方局的一次秘密任务说起。南方局领导下的军统电台特支抗战时期，为了及时掌握国民党顽固派推行的反共政策动向，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局，1939年7月，中共中央派叶剑英同志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参加南方局的领导工作，兼军事组负责人。就在叶剑英到南方局工作后不久，同情和向往共产党的军统局电讯处科员张蔚林，电讯总台领班、报务主任冯传庆，先后多次冒着生命危险到“周公馆”联系，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并强烈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1939年10 月，在曾家岩，经叶剑英、曾希圣介绍，张蔚林、冯传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他们又介绍了具有进步思想的军统电台报务员杨洸、赵力耕、王席珍、陈国柱、安文元入党。至此，在军统这个所谓“固若金汤”的国民党谍报机关里，有了第一批共产党员，他们源源不断地向我党提供情报。然而，由于每次都是张蔚林、冯传庆他们亲自取送情报，虽然做得非常隐蔽，但也存在很大风险。叶剑英总想解决这一问题，正当他考虑必须有人代替他们取送情报的时候，一个令他喜出望外的人物出现在他面前。1939年10月，共产党员黎琳受命从延安回四川做上层统战工作，在她路过重庆向叶剑英汇报工作时，叶剑英觉得黎琳从延安来，经受过革命的锻炼，又有城市姑娘的气质和风度，很适合做联络掩护工作。在征得南方局书记周恩来的同意后，叶剑英决定交给黎琳一项秘密的任务：以张蔚林妹妹的身份，联络并领导军统局电讯处以张蔚林、冯传庆为首的几名党员，成立秘密中共支部，由她负责掌握思想情况，加强政治教育和领导；将张蔚林、冯传庆等人提供的情报通过中间站转送曾家岩“周公館”；若有可能，在军统电讯处继续发展党员。为了方便工作，避免被人怀疑，黎琳改名为张露萍。“军统电台特支”受南方局军事组直接领导，源源不断地送出绝密情报，对击退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起了重要作用。为了开展地下工作的需要，张露萍在战时首都重庆出入时穿着打扮非常时髦，她与张蔚林以兄妹相称，经常出双入对地逛街、看电影等。而当时往来于延安与重庆的一些同志，曾经在街上看见过黎琳，跟她打招呼、叫她，她都不理。改名为张露萍的黎琳为了遵守纪律，只能这样做。于是，黎琳到了国统区变了、学坏了，与军统人员纠缠在一起等说法传回了延安，甚至还有人说她成了叛徒。这些说法，成了建国后张露萍不能被评为烈士的原因之一，也成了多年后宣传张露萍事迹的巨大障碍。1940年初的一天，张蔚林在工作中不慎烧坏了一个电子真空管，因当时物资奇缺，此事属于重大责任事故，将面临严厉处罚。缺乏地下斗争经验的张蔚林因担心暴露身份而寻机逃到“周公馆”报告情况。这一举动引起敌人的警觉，其住所遭搜查，住所内存放的“电台特支”活动材料也随即被发现。当张蔚林返回军统电台时立马被逮捕，与其有联系的赵力耕、杨洸、王席珍、陈国柱、安文元等人也被捕，其中安文元被捕后叛变。正在值班的冯传庆发觉张蔚林等人被捕，立即跳窗户逃到曾家岩“周公馆”报警。叶剑英当即决定冯传庆不可再回军统电台，并安排他由曾家岩防空洞出口乘船渡江转移去延安。由于军统特务的通缉，冯传庆在转移途中也被逮捕。军统特务根据在张蔚林住所查出的“电台特支”活动材料，获悉张露萍正在成都，遂按查获的地址发出一份“兄病速回”的伪造电报。伪造电报被张露萍误认为是南方局军事组的暗语，即回电军事组表示立即回渝。军事组接到张露萍的电报后知事情已暴露，即派同志守候在长途汽车站，准备接应。但张露萍在返回重庆时，刚下长途汽车，设伏多日的军统局特务便蜂拥而上将其逮捕。张露萍等人被逮捕后，被国民党判处死刑，但暂不执行，国民党试图等抗战结束后，将此作为中共破坏统一战线的证据，与我党斗争。之后，他们以“军统特别严重违纪”分子的身份被囚禁于白公馆。在白公馆看守所，张露萍始终告诫大家要严守秘密，绝对忠诚，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公开自己的真实身份，甘做无名英雄，哪怕牺牲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1941年3月，张露萍、张蔚林等七人与其他被囚禁者一起，由白公馆转押到贵州息烽监狱。在息烽监狱，他们七人一直被不清楚情况的共产党员看作是国民党的军统违纪分子，接受着自己的同志投来的愤怒的目光。然而，同关在息烽监狱、担任秘密职务的中共息烽监狱临时支部支委韩子栋对他们七人却有着和其他党员不一样的看法，韩子栋一直观察着他们在狱中的表现。1945年7月14日，张露萍、张蔚林等七人被集体枪杀于贵州息烽快活岭。他们牺牲时，都很年轻，最大的陈国柱三十三岁，最小的张露萍才二十四岁。第一次烈士评定他们榜中无名重庆解放后，西南局与重庆市委决定，对曾经关押或牺牲在军统集中营的三百三十一名殉难人员进行政治审查，以此给死难者一个交代。随后，成立了以西南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张姓副部长为主任、重庆市委组织部部长魏思文为副主任的烈士资格审查委员会，并确定了审查烈士的三项标准：一是生前斗争经过；二是被捕后坚贞不屈；三是英勇就义。随后，烈士资格审查委员会对军统集中营殉难人员的烈士资格进行严格审查。然而，由于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各部门的工作千头万绪，全国各地还有很多地区尚未解放，而刚解放的重庆等地也是百废待兴，很多更重要的事情等着去做。因此，烈士资格审查委员会没有条件深入细致地去调查了解每一个死难者的情况。加上张露萍、冯传庆等七人始终没有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狱中与他们接触过的同志也不了解真相，而南方局军事组与他们有过联系的同志又不了解他们被捕后的下落。因此，1950年1月15日，重庆军管会主任张际春在“重庆市各界追悼杨虎城将军暨被难烈士追悼大会”上宣读二百三十六位烈士的名单时，张露萍、张蔚林、冯传庆等七人榜上无名。烈士资格审查委员会整理的《白公馆被难人员名册》将他们定为“军统电台工作人员与新华日报及重庆办事处有联系，不提名”。1953年，有脱险志士向四川省民政厅证明：张露萍在狱中向难友讲过她原名叫余硕卿。四川省民政厅根据余硕卿在狱中的表现，将其追认为革命烈士，但对余硕卿先后改名为黎琳、张露萍的来龙去脉并不完全了解。就连余硕卿的亲朋好友也不清楚张露萍其人。而张蔚林、冯传庆、陈国柱等人都是单线与张露萍联系，他们六人的事迹更不为外界所知。因此，他们被当作“军统特务”而埋名在历史档案中，随着岁月的流逝，被蒙上厚厚的尘埃。1958年，从北京调往贵阳工作的韩子栋专程来到息烽，当他再次看到这座“魔窟”时，内心五味杂陈。他紧闭双眼，握紧拳头，强抑泪水，脑海中浮现出当年狱中的一幕幕惨剧。内心平静后，他决定去寻找张露萍等难友殉难的地方。在当地村民的指引下，韩子栋在快活岭的山坎上，找到一大一小凸起来的两座土堆。土堆上，杂草丛生，乱石遍地。此情此景，令韩子栋倍感凄楚。韩子栋曾是息烽监狱秘密党支部的支部委员，他虽然不了解张露萍、冯传庆等军统电台特支人员被捕前的情况，但对他们在狱中的表现非常清楚，对张露萍在狱中痛打监狱主任周养浩的英雄行为更是钦佩有加。然而，他们牺牲后，却湮没无闻，只能静静地躺在杂草丛中，长期遭受不公正的待遇。韩子栋决定加大力度，呼吁将他们评为革命烈士。离开坟堆之前，韩子栋请来当地的村民，将两座坟修葺一新，并在每年的清明节都前来祭扫。然而，由于当时一穷二白的新中国需要做的事情太多，直到“文革”前也没有组织专门力量调查未被评为烈士的殉难人员的情况。“文革”期间，江青反革命集团污蔑川东地下党，使牺牲在重庆军统集中营的烈士们蒙受不白之冤，很多烈士的家属及子女也受到牵连。在这种情况下，烈士资格审查工作被迫全面停了下来。韩子栋的呼吁，也就没有了下文。叶剑英亲自为他们写证明材料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全面展开，重庆军统集中营殉难者的家属强烈要求对1950年被重庆烈士资格审查委员会列为未定性人员的问题进行复查。1981年，承担“红岩英烈”研究、宣传任务的“重庆美蒋罪行展览馆”向中共中央组织部写了一封恳请复查未定性人员烈士资格的信，这封信引起了中央组织部的高度重视。1981年12月10日，中央组织部向四川省委组织部发出对重庆军统集中营殉难者未定性人员烈士资格复查的通知，指出“搞清这个问题不仅是对一百多名死难者及烈士家属、子女负责，也是对现代史上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负责”，责成有关部门调查此事。接到中央组织部的通知后，四川省委组织部立即开展复查的相关工作。首先派人到重庆查阅历史资料，并根据初步调查结果写成《关于“中美合作所”被害人员中尚未定烈士的情况报告》上报四川省委。1982年3月，四川省委在“全省落实干部政策工作座谈会”上专门研究了这个问题。随后发出通知，要求全省各地市州的组织、人事部门为调查人员提供线索和全力支持，并从八个地市委抽调了十二位有经验的同志组成复查工作组，在省委组织部干审处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据参与复查工作的人员后来撰文回忆：在调查军统电台殉难人员的这桩疑案中，复查工作组历时一年多，行程三万多公里，往返于十二个省、市、自治区，走访党内二十多位高级领导以及知情人士一百多人，查阅了大量的档案和历史资料，索取和复印了一百多份证明材料。经过对资料的系统整理和分析研究，基本弄清楚了张露萍从成都去抗大学习，被派回四川后与潜伏在军统电台的张蔚林、冯传庆等人联系的情况。他们被捕后，在狱中的表现也是坚贞不屈。但复查工作组并没有弄清楚张露萍是由谁派去与軍统电台的张蔚林、冯传庆等人联系的，也没查到军统电台特支的人员是否为南方局送过情报的具体证据。曾在南方局工作过的廖志高、孔原等老同志均不能证实。正当调查始终无法找到突破口时，曾在南方局机要科工作过的童小鹏想到了雷英夫（中共中央南方局军事组成员，曾任叶剑英的军事秘书），并将复查工作组的调查材料转交给了他，同时希望他回忆一下当时的情况，看能不能弄清复查工作组没有弄清楚的情况。1983年7月5日，复查工作组登门拜访雷英夫，雷英夫很明确地告诉他们：张露萍、冯传庆等殉难的军统电台特支成员肯定是中共党员。同时，还把南方局派张露萍与军统电台的张蔚林、冯传庆等人联系并成立军统电台特支的情况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复查工作组。为了慎重起见，雷英夫马上打电话向时任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叶剑英报告。接到电话，听说是在调查张露萍等人的情况，叶帅热泪盈眶，非常激动，连声疾呼：“张露萍不就是那个‘干一场’嘛……冯传庆同志走的时候我还送他一件皮袄呢。”7月下旬，复查工作组的两名同志再次赶到北京向叶剑英汇报，叶剑英把所知道的情况全部告知，并亲自为他们写了证明材料。至此，军统电台特支成员张露萍、张蔚林、冯传庆、赵力耕、杨洸、陈国柱、王席珍七人的情况已完全查清。1983年8月4日，四川省人民政府批准，追认他们七人为革命烈士。这七颗被湮没了近四十年的明珠，终于拂去历史的尘埃，重放璀璨的光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