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官员王恕从小受家族忠君报国思想的影响，性格耿直，为官四十余年，虽饱受官场陋习熏染，却不改耿直本色，但凡遇到看不顺眼的事都会上疏弹劾。成化二十年（1484年），某僧人在宫内大搞神仙方术、点石成金的把戏，耍得明宪宗团团转。刑部员外郎忍无可忍，上书弹劾那名僧人，结果惹得明宪宗大怒，将刑部员外郎判了死刑，并宣称谁再提此事，一律问斩。众人深知刑部员外郎是被冤枉的，但都不敢替他求情。就在万马齐喑之时，王恕站出来进谏道：“臣觉得刑部员外郎说得很对，您不应降罪于他。”接着，王恕用事实说话，列举了该僧人进宫后的所作所为。明宪宗自知理亏，将那名僧人诛杀了。王恕敢于冒死进谏的事情不止这一件。成化十三年，因反对皇帝设立西厂、重用太监汪直，以内阁首辅为首的一批正直官员纷纷被迫辞官，朝中的正直势力为之一空。新上任的内阁首辅则积极吸取前任的“教训”，一味逢迎，不敢忤逆皇帝。这时，担任南京兵部尚书的王恕屡屡上疏进谏，建言献策，以至于当时官场上流传着这样一句顺口溜：“两京十二部，独有一王恕。”可见其“谏名”之显赫。除了进谏，王恕在其他方面也有“绝活”，其中最值得称道的是裁抑宦官。成化十二年，云南镇守太监钱能仗着天高皇帝远，在云南胡作非为，搞得天怒人怨，当地官员畏惧钱能的权势，无人敢管。某大臣实在看不下去了，奏请让刚正倔强的王恕担任云南巡抚，前去治理云南。明宪宗虽有意偏袒钱能，但也不好拒绝，点头同意了。当时，钱能正在做一件令人匪夷所思的事—勾结他国，以达到敛财的目的。钱能派麾下的指挥官郭景至京师奏事，称安南国（今越南）擅自派兵进入云南搜捕盗贼。放到现在，这就是干预他国内政，足以引发战争。但安南国是明太祖钦定的15個“不征之国”之一，所以明宪宗并未陈兵以待，只是命郭景带着敕书前往安南进行口头警告。这正好合了钱能的心意，他就是想利用去“警告”对方的时机拉拢安南国、给自己谋点儿好处。所以，钱能并未按皇帝的意思办，而是让郭景带着玉带、宝绦等宝物送给安南国王，顺便捞点儿安南特产—钱能向敌国国王赠送宝物，简直就是在鼓励安南入侵，这可是大罪。除此之外，钱能还频繁派遣郭景带人与孟密（今属缅甸）的当地官员来往，“纳其金宝无算”，惹得对方怨言纷起、扰攘不安。对于钱能的这些不安分行为，王恕早有耳闻，所以上任之后，他一边装着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一边默默搜集钱能私通安南、收受贿赂的证据，准备给钱能来一个下马威。王恕发现郭景在这些勾结事件中是一个很关键的人物，便立刻派人捉拿郭景。没想到，郭景得到风声，深知罪不可恕，竟畏罪自杀了。没抓到郭景的王恕有点儿郁闷，一面继续派人抓捕钱能的其余同伙，一面将钱能做的那些出格之事上报朝廷，并提醒明宪宗应该杀掉钱能，以安定边疆。得知丑事被捅到了朝廷那里，一贯嚣张跋扈的钱能终于害怕了，赶紧给宫中的哥们儿写信求助。为了以防万一，惶惶不可终日的钱能狗急跳墙，居然派人混入王恕的随从队伍中，伺机进行暗杀。结果那名刺客很快被王恕发现了，因为每次出行，王恕身边的随从都是固定的，突然多了一个人，十分显眼。钱能得知阴谋败露，非常恐慌。这时，他宫中的哥们儿起了作用，明宪宗被蛊惑得真的没有重罚钱能，只是象征性地警告了钱能一番。经此事后，钱能确实收敛了不少，尤其不敢惹王恕了，每次都对他恭恭敬敬，尊重有加。王恕镇守云南期间，先后上疏多达20次，弹劾权贵，整顿地方，耿直之名天下闻知，云南的治安渐渐好转，百姓无不拍手称快，钱能也真正认识到了王恕的厉害。钱能之后被调为南京镇守太监，与王恕再次共事之后，也不敢嚣张跋扈，而是继续在王恕面前恭恭敬敬地装起孙子来。为了打消王恕对自己的戒心，钱能还公开拍马屁道：“王公，天人也，吾敬事而已。”见钱能的姿态放得如此之低，也不干什么出格的事了，王恕也就放心了。除了钱能，成化年间的另一位太监也在王恕面前碰了壁。成化十五年，朝廷命王恕担任南直隶巡抚，驻守苏州府，他就是在这期间扳倒了来此地采办物品的太监王敬。一次，王敬不知从哪里弄来一本古书，很是喜欢，于是要苏州府的秀才们无偿帮他抄书，秀才们自然一万个不乐意。王敬大发雷霆，派人追到驿站暴打秀才。如此一来，秀才们彻底不干了，他们发动“驱王运动”，把王敬赶出了苏州府。堂堂采办太监居然被一帮穷秀才赶了出来，高傲的王太监咽不下这口气，便向皇帝上疏诬陷秀才们谋反。这时，王恕又开启了自己一贯打击权宦的模式：紧急上疏皇帝，将王敬的罪状一一列出来，以供御览。王敬也不甘示弱，立刻写奏章反击，还把“不肯配合”自己工作的常州知府写了进去。明宪宗对王敬还是很信任的，所以在得到王敬的奏疏后，把常州知府抓进了监狱。这彻底激发了王恕的战斗力，他连着上了三道奏疏弹劾王敬，摆出了与王敬不死不休的拼命架势。就在此时，东厂提督太监也掺和了进来。这位贪财的厂公见王敬在江南风光无限，捞了不少银子，心里很不平衡，便把王敬在江南干的其他龌龊事也抖了出来。明宪宗这才知道王敬捅了多大的娄子，下诏将王敬逮捕入狱，后充“净军”（由太监组成的军队）。王恕以弹劾权贵、裁抑权宦名闻朝野，但也因此招来不少怨恨，其中就包括明宪宗。明朝诸帝中，明宪宗是个性子懒散的皇帝，他奉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行事准则，因而对经常上疏打扰他清静的王恕很是恼火，便在成化二十二年找了一个借口，强令王恕致仕。不过是金子总会发光的。在王恕被迫致仕的次年，明宪宗去世，新即位的明孝宗仰慕王恕已久，立刻把王恕请出来，担任吏部尚书，掌管朝中人事大权。吏部尚书是王恕的最后一个职务，就任之后，王恕“老夫聊发少年狂”，抖擞精神，大刀阔斧地进行人事改革，裁汰了许多不称职的官场败类，提拔了不少年轻有为的官场后进，为“弘治中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为自己的谢幕献上了一次完美演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