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湘：诗人的诗人 在我认识的过去的作家群中，有好几位知名的人士，此中最使我悲怀追悼，在我的记忆里徘徊不能离去的，是我的朋友朱湘。 我同朱湘交情最密切的时期在一九二七年秋冬之季，地点是美国威斯康星州的苹果里（Appleton），那时我们同在劳伦斯大学 Lawrence College 读书。在此一年以前，我在北平清华园内开始认识朱湘，因为兴趣相同，大家对文学有嗜好，就结了忘年之交。我们虽然同在大学毕业班，他却比我长三岁（他读书的时间为家庭琐事、旧式婚姻所延误了），较我成熟老练，似已饱尝人世的味道；并且在文坛上小有名声，与徐志摩、闻一多在《北京晨报·诗镌》的一批人有往来，他的作品不时刊在文学杂志及文艺副刊上。我呢，虽然在初进清华时学习化学，但也曾在苦雨斋内访问过周作人，在《语丝》上发表过有关苏曼殊的文章；并且正读着一位年轻的讲师，朱自清所讲授“李白与杜甫”的功课。在这年，我从化学转到文学，二朱对我的启导与影响相当大。我现在还记得，最使我佩服的是同学朱湘曾出版一册他个人自写、自编、自印行，一手包办的文学刊物。可惜书名已忘了。他家境不好，但是为了文学，他不惜牺牲一切，花钱编印自己的诗文。可以预想到的，这是一桩赔钱的、劳而无功的尝试。他失败了，但并没有失望，也没有灰心。 一九二七年正是清华从留美预备学校发展为正式大学的过渡时期，但我们这班旧制毕业生仍有全体留美五年的机会。当时，指导我们去美国上学的老师，介绍我们进劳伦斯大学。这是我的想法：愿意早点在美国大学毕业，可有充分的时间读完研究院，得到学位。情形是这样，清华旧制毕业生，进美国一流大学，耶鲁与哈佛，只能插入二年级；一般好的州立大学，如密执安、伊利诺斯、威斯康星（芝加哥不是州立，但也如此），可以进三年级；但是较小的大学，如劳伦斯，会收我们为四年级生，进去后一年毕业。此后，如成绩良好，照样可以申请入耶鲁或哈佛的研究院，最快的可能三年内读完博士学位，还可以有一年时间去欧洲读书及旅行。清华指导老师也告诉我们，进“小大学”有它的好处，多有机会接触美国的同学与教授，体验一些美国的大学生活。 这样，我们三人，朱湘、我与郭伯愈（与朱湘一样，英年早逝），一同怀着新奇的探险的情绪，去到陌生的，除了洗衣铺以外没有一个中国人的苹果里，开始我们在美国大学的生活。郭伯愈住学校宿舍，朱湘同我租一间民房，在 509 N．Lawe St．（明年在我毕业五十周年的级会时，也许去那里旧地重游）。房东是个工人，屋舍简朴，却整齐清洁，我们的房间也宽大适用，光线充足。临窗有一长方的书桌，朱湘的椅子面对着窗，我的在左侧。只有一张大床，我们就同床而卧，是否异梦，就不得而知了。所能知道的，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好梦，要在文学方面作最大的努力与贡献。此时，我们有同样对文学的热忱，表现在我们购书的计划中。我们每天两餐，在一个希腊人开的小食铺，一杯咖啡和两枚 doughnut（油炸小甜饼）的早餐，有点肉类蔬菜的晚饭，二者共限定八毛钱。房租每星期五元，两人平分。在清华每月八十元生活费中（学费由清华直接交付），我们可以省出四十元来，买几册人人文库（Everyman’s Library）与现代文库（Modern Library）的西方 文学书籍。二者都是布面的，每册不到一元。手头充裕的话，我们把钱花在牛津大学出版的英国诗人丛书。其中最珍贵的一部，是价值五元用印度纸印，皮面装钉的《牛津大学英诗集》（《Ox-ford Book or English Verse》）。朱湘有时要寄钱回家，我买的书比他多一些。 朱湘与我所选的都是西洋文学与文字的功课，却不尽相同。我们同读一年级拉丁文，二年级法文（但不在一组，课本也不同）与英国浪漫诗人。此外，我读英国戏剧与德国古典文学（用德文教的），而朱湘选的是英国古代文学。我们大家忙，非但郭伯愈见不到，就是我与朱湘，在读书时也不大讲话，倒是吃饭及同去学校时可以随便聊天。日常读书以外，朱湘有时写诗，很用工夫，但不大多。他勤于家书，很惦念他的太太。他不大爱听教授的演讲，只孜孜地读他自己喜好的书。我们不上电影院，更没有其他娱乐，唯一的消遣，是英诗背诵的竞争。在这方面，我年轻，记忆力强，占了优势。我们两人都不运动；就是走路，也限于上学的一段路程。我们过的是专心苦读的生活，而其中自有乐趣融融——我知道，朱湘也有同样的感觉。我们两人平分的房间，变成我们唯一的读书与生活的安乐窝了。 一个学期很快的过去，假期中也没有它去；但是，在第二学期开始不久，却发生了一件大事，有一天我们从学校回来，一路上朱湘拖长着脸，阴沉沉。一语不发。我也不问。抵家后，他爆炸了：“我要退学！”在大吃一惊之下，我开始问他，他才告诉我那天在学校的经过。在法文班上，他们读 Daudet 的小说，其中有一段形容中国人象猴子一般；在这当儿，那些年轻的美国男女学生都哄堂大笑起来。朱湘不能忍受此侮辱，因为这不是他个人而是全体中国人的耻辱。忙着与别的学校通信接洽后，他决定立即离去苹果里进芝加哥大学，正好那里春季开始。我再三劝他，在劳伦斯再忍耐二个多月，就可毕业；相反的，去芝加哥从三年级重新读起，至少要有六个学季始能读完大学。至于我们二人私人的友谊，自不必说了。他固执不听。我眼看着朱湘离去住宅的一幕镜头：他手提着简单的两件行李——其中大部分是书——一辆黄色汽车就把他载走了。 一九二八年夏我卒业劳伦斯大学，绕道威斯康星大学所在地的麦迪逊 Madison 与范存忠（他当时在伊利诺斯大学，后来去哈佛得博士，曾在中央大学外文系为教授及主任多年）玩了一个星期，就去芝加哥找朱湘，同时也在大学内读暑期学校，修习“少年歌德”一课。朱湘仍在读英国文学，二人功课不同，不在一个地点，上课时看不到他。我不喜欢他住的地方，另与别的中国同学在学校附近租室同住，在一条灰色的、长得似乎无尽头的街道。那年夏天奇热，我又奇忙，因为我有一个著作的计划，边读边写一部少年歌德的书。这时候，我有些“歌德狂”了，正如在德国狂飙运动时那些青年人一样；也不免受着在出国前读过的郭沫若译的《少年维特之烦恼》的影响。因此，在这暑期中，我与朱湘同游玩的时间不多，限于周末在公园内划船，那是我们两人都喜欢的娱乐，可以在船上闲适的休息，随便谈天。为省钱，他在房内自己煮饭，我去吃过一次，他的技术并不高明。他偶尔去看电影，我没有奉陪。一个暑期很快的过去，“少年歌德”初槁完成（后来也出版了），我就离开芝加哥，与朱湘道别，到康涅狄格州的新港（纽黑文）New Haven 去上学。这是我们在美国最后一别。比后，象在下面要特别提到的，我们在国内只短短的见面一次，那是五年以后的事了。 在那鲁的三年中，我交了别的一些朋友，在文科方面的，有读意大利文的李唐晏，英国文学的孙大雨，西洋史的皮民举，与后来以作曲闻名的黄自，我与朱湘的通信，却愈来愈少，比较生疏起来，对于他在芝加哥的读书生活也不大知道。忽然，在一九二九年秋季或一九三○年初，我接到他自西岸发的一封信，说已读完功课，就要动身返国。对此，我有一个不同的看法。清华学生有留美五年的机会，他只利用了一半时期，是太可惜了。可是，他有闻一多的前例；同时确也思家情切，归心如箭，我当然无法劝阻。这时，他已找到事情，去原籍安徽服务，在安徽大学任教，好象后来有一个时期也当过英文系主任。从此，重洋阻隔，人事变迁，我仅从朋友处间接获得他的一些音讯。当时，我们已同途殊归：他以文人的姿态兼任大学教授，我则以西洋文学为专业，从而在文坛上作业余的活动。大概说来，他有创作的天才与热忱，我有从事学问的决心与耐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