呵，你峨嵋山下的少女， 可穿行过多少平芜、城郭， 涉渡过多少乱离的漩流， 咬啃过多少苦涩的生命果？ 我是在你的梦之窗前面， 凝望你早开的玫瑰花瓣， 吮吸你早春智慧的果汁， 从你的歌里尝最初的蜜榄！ （台湾《葡萄园》诗刊） 这是我前几年写给敬容的《读＜盈盈集＞四章》之一，的确，她这一生可经历了多少个悲剧，尝过了多少爱的与生命的苦果，也经历过多少年诗的艺术的悲剧，两次暗哑了三十多年；到晚年重又振翅飞翔了，却又死于茕茕的孤独的悲剧，七十二岁了，心情凄凉，身心交瘁，却没有一个亲人在身边照顾。偶尔得了一次感冒，竞转为肺炎，昏迷了几天就去世了，没留下一句嘱咐的话！ 幸亏十八天前，我还收到她的一封信，那恐怕是她最后的绝笔了。 约两个月前，跟她住得较近的运燮为香港《诗双月刊》的《九叶专辑》向她要稿，去了一次她家，看她身体不好，心情悒郁，就给我来信，我连忙写信去劝慰她。要她放宽心怀，颐养天年，她这才来了这最后一封信，说我的信带给她“温暖的老友情谊”，使她感动。说她倒是很羡慕我，“一直写作不断”。我在信中曾说到自己从何其芳与她的抒情诗里学习得最多，说她的诗在柔美中甚至比何其芳的更多男性气质，更加神完气足。她十分谦虚地叫我别这么说，说那不是事实，会叫别人说闲话。说我是想抬高她来叫她高 兴。实际上，我说的是真心话，也的确是事实。她十六岁随着老师曹葆华到北京时，何其芳还在北大，因而不久就相互认识了，在她第二年开始写诗时，确也受过何其芳的影响，可她一开头就有着自己的个性，并不受何其芳风格的限制。 我与她是一九四六年在上海臧克家先生家里相识的，从那以后，除了后一次喑哑的三十年只见过一面外，可以说是最亲密的挚友了。我们之间诗的友谊是非常深厚的；我，作为比她年轻的诗人，更作为一个评论家，就最喜欢她早期那些最纯真迷人的诗章—— 打夜的迷濛到黎明闪耀， 我啜饮着你芬芳的诗章， 与你哭泣时纷坠的珠泪， 恍在梦中明灭的花溪上； 谁能如你的季候鸟那样 有恒而无怨，欣然来欢迎 晨曦、明月？我盼能与你 去瞩望荷叶上水珠的航行！ （《读〈盈盈集〉四章》之二） 实在，她的诗常常能点燃起我的幻想，在沉静里点燃起我灵思中一片蓝色的火焰，叫我的眼眸向广袤的芳野开展！ 早在获得第二次解放之前，我蛰居东海之滨的故乡，常踯躅于田间、街市，感到无比的孤独，觉得那时人与人之间有一片冷漠的空气，咫尺之间如隔着千里山河。因而常想起二十多年前在上海与敬容、辛之、唐祈们相聚首的日子，就写了三首十四行诗《孤独常叫人深思》，其中一节是写敬容的： 你遥望渡河者背影的萨浮， 你歌唱的白鸟早飞向天穹， 你的歌琴该倾出些珍珠， 别空叫岁华的波浪东涌！ （《幻美之旅》） 我把她比作古希腊的萨浮，可那时我还不知道她在哪儿，“十年生死两茫茫”，何况断线的风筝样已隔断了近三十个年头，谁能知道谁的命运？直到一九七八年底，坚冰化开了，我与唐祈不约而同来到京华，见到了辛之，才打听到她的凄凉景况，三人一起去法华寺破旧的廊庑间找到她，她与两个女儿、外孙们就挤在一间小房子里；可她还在勤奋地重译《巴黎圣母院》。我们合拍了几张相片，上了一次馆子，就恢复了真挚的友情。我不久回了家乡，她的声音却时常飞越千里关山，给我带来亲切、温柔的振奋，也常倾吐分手后那二十多年的思念、感慨与期望，叫我度过了不少个不眠的春夜。我也因此陆续写出了一些十四行，缅怀往日几个人在上海法国公园与一间咖啡店里的徘徊流连，就像济慈缅怀着莎士比亚，写下了《美人鱼酒家》一样；我也常想起那些月下的“诗会”，以及那时的一些琐事。一九七九年起，她也常给我抄一些新作寄来，如一篇《致白丁香》，叫我不禁神思飞越： 一夜风雨摇落了无数 白丁香，你白色的珍珠！ 春天看着你萌芽，生叶， 终于盼来了一片莹白， 把沁人的幽香向小径舒吐…… 这首诗恢复了她昔日的风华，而那最后的一节，我更认为是对我的鼓舞： 到来年呵，依旧有东风 还给你绿叶，还给你飞燕； 凡是时间从你夺去的 另一个春天全都要为你召回！ 接着，针对我那几首怀；日的诗，她又写来了《答友人》，说她“也记得那绿树婆裟的公园，／闹市一角里那个咖啡店，／我和你同另一些朋友在那里流连，／天真地泼弄着缨斯的琴弦……”最后是更加明确的相互鼓励： 时间真会让我们灰飞烟灭？ 从古来有多少壮士珍惜宝贵的暮年， 清晨和日午自然有阳光灿烂， 瑰丽的晚霞却闪现在日暮的天边！ 我后来也应《长寿》之约，写了两首十四行《奋发的晚年》，对她的诗作出了反应： 而迟暮的花朵也开得最美， 在生命的长河上临流深思， 晚年能抒发出最光彩的珠贝； 奋发能结出最成熟的果实， 呈献那照耀一代的肝胆， 拿一生的欢乐、坎坷、灾难！ 呵，在南方故乡的一个萧索春夜，几年前我读到了她的一封来书，“说京华的朝夕分外寂寞，／为少了个俊优以沫相儒”，感到了十分惆怅，觉得“追不回年华流失，／哪有心去富春江上观鱼？”（《来书》）那时恰要去杭州开会，有友人邀我去富春江上的钓台观鱼。 我赴京下火车就常坐“地铁”去她新居门口上来，在她家放下行囊才去找旅店，这几年没机会再访京华，就寄了发表这首《来书》的港刊《八方》去，她十分高兴，说写得不错，可不懂“俊沋”是什么典故，我只好去信说明“俊沋”就是“俊游”，是流行的简写。 敬容是在一九三四年由峨嵋山下的故乡乐山来到北京，在清华、北大旁听，学习英、法语言、文学的；第二年，才十六岁就写了一篇《十月》： 纸窗外风竹切切， “峨嵋，峨嵋， 古幽灵之穴。” 是谁，在竹筏上 抚着横笛， 吹山头白雪如皓月。 这就是《盈盈集》的第一篇，可以说明她惊人的早慧，同年写的诗《夜客》与《车上》以及散文《殒落》与《驴夫》、《卧佛》，虽然比何其芳的《燕泥集》与《画梦录》朴质得多，显然也表现了她自己的风致，往后发展下去，她这第一本诗集《盈盈集》与第一本散文集《星雨集》和何其芳的《燕泥集》、《画梦录》相比，在才华、诗艺上也就不见得多逊于何其芳了。我觉得如果《盈盈集》能与《汉园集》同时出现，可以与当时在大公报《文艺》上连载的清华学生孙毓棠的历史叙事长诗《宝马》鼎足而三，形成中国新诗最富有创造性、最有光彩的诗高潮了。三者的诗艺应该是可以相并而立、相互比美的。何其芳的风华光艳，敬容的清新瑰奇，孙毓棠的气魄磅礴，都标志着中国新诗艺的成熟达到了一定高度。可惋借的是敬容当时有了个生活悲剧，写得就不大多，出书更晚得多，抗战胜利后的一九四八年冬，《盈盈集》 才出现于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所以影响远不及何其芳。可她仍然应该是中国新诗史，或更具体他说，中国新诗艺史上的《汉园》时代一个最年轻的诗人，因为她的风格就属于那个时代。那个时代的诗人们，如何其芳、卞之琳与稍早的冯至、梁宗岱们，都通晓西方语言，熟悉现代西方文学，特别是象征主义与现代主义作品；可他们却能把西方现代的诗艺与技巧融化于中国歌诗的传统风格与中国气派之中，而闪现出一种特异的奕奕光华，何其芳那时写的《预言》、《欢乐》、《花环》，与敬容那时写的《十月》、《夜客》、《哲人与猫》就是例子。那时就没有现在所谓“现代派”的那种翻译腔，而却闪耀出一种中国诗人自己的风采或气度。敬容那首《十月》就全然没有一点西方诗的意味，倒像是一首中国古典的词，可又完全不是一般的词，而是一首意味深远的新诗，表现了一个在旧日京华颇感旅况凄凉的少女梦中对故乡神秘的峨眉的深深眷恋，我读着真感到有洪昉思《闻铃》中“峨眉山下少人行”的那种凄婉。不久之后，敬容又写了《窗》，那么完整而从容的抒情；而一九四三年的《辰星的梦》的最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