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一位画画的朋友讲的，现代派画家马蒂斯说过：艺术不过是艺术家的一把安乐椅。处在“安乐椅”境界中的马蒂斯，我不大了解，倒是记得徐悲鸿当年曾不无挖苦地称之为“马踢死”。这个恶滤马蒂斯恐怕不知道。不过，假使马蒂斯的意思是指一种人生态度的话（可能只是对一部分画家而言），倒也不妨问问，画家落坐“安乐椅”上的形象与滋味究竟怎样？ 偶而看看画，顺带也看看写画家画事的书。半属附庸风雅，另一半则出于兴趣。譬如看过号称“国手”的张大千的画册，进而还想知道张大千的生涯，没什么特别的原因，惟兴趣而已。兴趣有加，还因为张大千这个人物，我们过去了解得太少。自他一九四九年移居海外，与故土艺苑有三十来年的隔绝，谈到当代的中国画，也似乎不能提到他。“岭外音书断”，张大千也只有相思梦寐中了，其题赠有云，“共对春盘话巫峡，挂帆何日是归年”，人还未挂帆归来，但到了八十年代，国内对张大千的介绍及评价已经逐渐多起来了。一九八三年春，张大千逝世于台北双溪摩耶精舍，埋骨梅丘，结束其素袍布履长髯拂胸、云水悠悠风流豪洒的一生。他一生江海，纸上风雷，入如其画，姿态、色彩，可说泼墨翻彩，意笔勾勒，不守绳矩而有淋漓生气。 “中外声名归把笔”。随便读一本张大千的传记，多半会同意他获得世界性的影响源自于旺盛而持久的创造力这一说法。进一步可说一是量多不胜数，恐怕算到“画富五车”还打不住。二是在海内外办画展多，墨缘甚广，因而每能声名动世，如滚雪球越滚越大。三是兼容广大，或工笔或写意，或青绿或傅彩，或人物或花鸟或山水，都曾下过力气，然后多至于一，博至于约，出入古今，借广大之烟云，成自家之面目。还联系到师承基础之上的创新，或者进入意到笔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自然已非“虫吟草间”、 “郊寒岛瘦”的气象，如当年号称“南张北溥”之一的溥心畲赠诗所言：“滔滔四海风尘日，宇宙难容一大千，却似少陵天宝后，吟诗空忆李青莲。”张大千自已对此也颇为矜重，他画了一幅《青城全景》，自弹自赞道：就说欧阳修吧，他有一首“庐山”诗，说当时人谁也作不出，只有李白能行；又有一首“明妃曲”，说这诗的“后篇”连李白也作不了，非杜甫不可；至于这首诗的前篇，就杜甫也不行了，只有他欧阳修行。这张画也是这样，“宋人有其雄奇无其温润，元人有其气韵无其博大，明清以来毋论矣。”这就是张大千的“自大”，足以见出其个性。他，或者欧阳修的“自信”，旁人或许还未必信服，但敢于自信，其实可以视为一种“挑战意识”的寄托。听其言而观其行，难得“偶逢胜日须教醉，独立危峦尚觉豪”，想到艺事、人事间难免的鸡零狗碎、馁弱之风，就觉得大千的那般盛唐气派，原不失其价值。自然，以浮夸而做浪漫状，当是另一回事了。 还可以由画风扯到士风，大概可以说，当代中国的书画家，张大千是顶尖中的一个了吧。也是独往独来，以天纵之资与造化争一争。他于画事之内，所谓“不止发冬心（金农）之发，而髯新罗（华岩）之髯；其登罗浮，早流苦瓜（石涛）之汗，入莲塘，尽剜朱耷（八大）之心”。画事之外，则“往还多美人名士，居前广蓄瑶草琪花、珍禽异兽，盖以三代、两汉、魏、晋、隋、唐、两宋、元、明之奇，大千沉淫其中，放浪形骸，纵情挥霍，不尽世俗所谓金钱而已，虽其天才与其健康亦挥霍之。”（徐悲鸿语）张大千好吃、好玩、好交游，兴之所至，可以花几千美金置一本古莲、两盆梅花，对于收藏得失亦能拿得起放得下，自信“千金散尽还复来。”他的优游岁月了悟沧桑，真可说好像行云流水，玩儿起来真玩儿，干起来真干，什么都讲究最好。像这样性情的画家，还真难找到第二个。 艺术上的路子（师古人、师造化、师心、转益多师）很特别，而博奕人生或享受人生的行迹也很特别，这就难免引人注意，所谓“弄高名以动世，建奇计以立功”。在一般人眼里，就是可入“畸人传”而非“伟人传”里的人物。张大千作为职业画家、纯粹的画家，却难得他有超然尘外的另一种想法、另一种活法。除靠他那两笔“刷子”打世界外，也还靠点儿别的什么。譬如说“衣食住行”的“住”，可能就讲究“以境养人、养艺”。大风堂在苏州，张八爷（大千名爱，行八）与其兄号称虎痴的张善子，同住网师园，与叶誉虎先生朝夕过从。到了北京，借到颐和园湖山一角作雅居。大风堂抗战期间入蜀，又有青城山上清宫的幽意伴其晨昏。这是一面，还有另一面，四十年代初，他曾冒危苦、绝大漠，携妇将子，在郭煌有两年多的面壁临摹，能甘能苦，更是出人意表之举。移居海外后，数掷万金治庭园坡池奇花异木，始终是不肯居二流的气魄。这好不好呢？难说。总之惟张大千能如此就是了，也可说沧海横流，别抱寄托。这当然需要寸画寸金、钱能通神，但也还须一股意欲脱俗的个性精神，兼交际上的策略（包括借他山石以攻玉）。当然，没本事一切都落空，可没有胆识，本事亦无从着落。更何谈布衣傲王侯、白屋动公卿，做个有声有色的现代山人！ 徐悲鸿当年颇重人才，讲过“张大千，五百年来第一人也。”这话，张大千惶恐不敢承受，旁人听来也似如雷灌耳。台湾作家高阳以为：“这话犹待时间考验，至少需要专家对他的作品作一有系统的研究，提出何以为‘五百年来第一人’的依据，并经过一段时间，以待世人的认同之后，方能成立。” 不过，高氏却承认张大千的鉴赏力前无古人，这就说到了大画师的本事不止限于三寸毛锥子本身，更非恣意逞强之事，所谓鉴赏非易事，最能见出深浅，见出艺与道的关系。当晚近之中国画往往成为“大路货”、“造钞机”时，张大千的话似乎还足以辟陋：“其始学也，必先师古人，而后师万物，而后师造化，终之以师吾心为的焉。吾心之灵，与物之神遭，故其所状花草虫鱼，非仅世之花草虫鱼也，而吾心所住之象也。故所写山川风物，非仅世之山川风物也，而吾心所造之境也。故必通之于书，泽之于学，合之以其人之品节风概，而后所谓气韵也，神味也，意度也。作者既悉于是焉发之，读者亦悉于是焉喻之。出乎天天，入乎人人，艺之通于道也盖如此。”（《故宫名画读后记》）进道之阶，自然在鉴赏之修养，所谓“习周、览博、濡久、气弘、心公、识精”。高阳先生特为拈出“见、识、知”三字，谈到“知”时，额外又说到“鉴真以外，对于造假的知识之丰富，戛戛独造者，只有一个张大千。”（《梅丘生死摩耶梦》）早年的张大千确曾善于造假画，他仿石涛，至于以假乱真，连黄宾虹、陈半丁、罗振玉等内行而兼名家都矇了，可见他于“见、识、知”之外，尚多一个“胆”字，无论是做君子亦或做小人的胆子。造假为捞钱的手段，本不足为之曲讳，但这里边也还有个分别：只是遮伪，还是求真而直逼古人。张大千并不仅只有几分“贼胆”，他的仿作，确实手段漂亮，求专求精，无所不用其极，因而还连带对纸、笔、砚、墨及题款、装裱都有了讲究，各为一绝。当然，绝活并非自张大千始。高阳先生举一则佳话，说的就是传统裱工的绝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