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留学海外的朋友，前不久写信来，说起苦想家乡种种，最是北京的胡同儿牵肠，胡同儿？不就是那被青色斑驳的墙垣瓦脊、一扇扇吱呀作响的木门和片片槐荫所夹着的巷子么。不过，我理解朋友的心情，我们好赖也在北京生活了几十年了。而且我知道，对这地方，风土的感情，所依之深，深而不可言传，恐怕是在与家乡拉开了空间与时间上的距离之后，更能得着铭刻的。老舍在离了北京后曾写道： 可是，我真爱北平，这个爱几乎是要说而说不出的……我所爱的北平不是枝枝节节的一些什么，而是整个儿与我的心灵相粘合的一段历史、一大块地方。多少风景名胜，从雨后什刹海的蜻蜒一直到我梦里玉泉山的塔影，都积凑到一块儿，每一小的事件中有个我，我的每一个思念中有个北平，这只有说不出而已。真愿成为诗人，把一切好听好看的字都浸在自己的心血里，像杜鹃似的啼出北平的俊伟。（《想北平》）在上一辈文人里，郁达夫根本算不上北京人。可是他描画北京的秋，也像是一首诗，可以永远地寄在乡亲们心头：……到了秋天，总要想起陶然亭的芦花、钓鱼台的柳影、西山的虫唱，玉泉的夜月、橝柘寺的钟声。在北平即使不出门去罢，就是在皇城人海中，租人家一椽破屋来住着，早晨起来，泡一碗浓茶，向院子一坐，你也能看到很高很高的碧蓝的天色，听得到青天下驯鸽的飞声。从槐树叶底朝东细数着一丝一丝漏下来的日光，或在破壁腰中，静对着像喇叭似的牵牛花的蓝朵…… （槐树）像花又不是花的那一种落蕊，早晨起来，会铺得满地，脚踏上去，声音也没有，气味也没有，只能感出一点点极微细极柔软的触觉。”（《故都的秋》）倘若朋友能读到这些话，该会重温一番“老北京”的梦吧。北京固然在日新月异的变化着，但往昔总还似残梦一般悠长，或者就成为一种记忆的背景、感情的纽带，或深或浅、或明或晦，总不会不伴了你到天涯去。再放大些，“寻根”的想法，“皈依”的心理，以至于带有传统色彩的人格、经历，也因此而产生出来。通常的说法，称为“民族感情”、“爱国主义” 等等。在这方面，可纪念的，有梁思成、林徽因夫妇。 梁、林夫妇并不是政治家、思想家，严格说也不是文学家，虽然林徽因 “业余”曾发表过不少诗以及很少的小说。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主要同中国古代建筑遗产有关，也同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体形环境”有关，还有，同培养人才有关。梁思成是清华建筑系的创立者，任系主任多年，还曾任东北大学建筑系主任、中国营造学社法式部主任，既首选中央研究院的院士，也是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北京城市规划委员会副主任。林徽因也一直任建筑系教授。夫妇俩均故去多年了。梁思成于大动乱（一九七二）时逝世，林徽因中年即多病，久而不支，先于一九五五年故去。 梁、林二位留下的文字不多，典型的学者遗篇。读它们却觉得，虽然属学者的眼光手笔，处在枯燥的建筑概念、公式、图表之中，却与不会说话的对象保持有心灵的交流，诚如所谓不仅用科学家的头脑，而且用中国人的心 来对待。比如他们在合作的《平郊建筑杂录》中写道，观摩建筑能感到一种 “建筑意”的愉快： 顽石会不会点头，我们不敢有所争辩，那问题怕要牵涉到物理学家，但经过大匠之手艺，年代之磋磨，有一些石头的确是会蕴含生气的。天然的材料经人的聪明建造，再受时间的洗礼，成美术与历史地理之和，使它不能不引起赏鉴者一种特殊的性灵的融会，神志的感触，这话或者可以算是说得通。 无论哪一个巍峨的古城楼，或一角倾颓的殿基的灵魂里，无形中都在诉说，乃至于歌唱，时间上漫不可信的变迁，由温雅的儿女佳话，到流血成渠的杀戮。他们所给的“意”的确是“诗”与“画”的。但是建筑师要郑重的声明，那里面还有超出这“诗”、“画”以外的“意”存在。眼睛在接触人的智力和生活所产生的一个结构，在光彩可人中，和谐的轮廓，披着风露所赐与的层层生动的色彩；潜意识里更有“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楼塌了”凭吊与兴衰的感慨；偶然更发现一片，只要一片，极精致的雕纹，一位不知名匠师的手笔，请问那时锐感，即不叫他做“建筑意”，我们也得要临时给他制造个同样狂妄的名词，是不？ 这样的意见，表面看，是讲怎样欣赏古建筑，进一层，早就涉及了一种结构中“积淀”的历史文化意味、审美意味。寻常的看法，或以为那不过是一堆堆这样那样的“封建糟粕”，或以为是早已死去的古懂。在“厚今薄古” 的跃进时代，这样的意见也只好不当一回事。但梁思成大概不曾改变对历史文化尊重、同情、理解的态度，因为面对一笔遗产，在没有充分的了解和比较分析之前，还能有什么更合适的态度呢？自然，在不同的趣味后面总流动着或朴素或造做的感情。梁思成看北京的“城”：“城墙加上城楼，应称为一串光彩耀目的中华人民的璎珞。”林徽因也写到北海：“在二百多万人口的城市中，尤其是在布局谨严、街道引直，建筑物主要左右对称的北京城中，会有像北海这样一处海阔天空、风景如画的环境，据在城市的心脏地带，实在令人料想不到，使人惊喜。”建筑家的眼睛也是心灵的窗口。 大地上散落着被风剥雨蚀的古建筑，第一次遇上了有现代眼光和同情心的斟察者、探秘者，也作为技术史、文明史的材料被整理，尽管仍然可能被战火吞掉，被“革命”革掉，被“建设”除掉。 一九二八年梁思成夫妇在美攻读建筑与美术后返国任教。尔后直到抗战爆发的一段时间，他们除了教学，主要从事古建筑的调查研究。当时北方土地上犹是战乱未息，交通不便，工作、生活的条件都在难以想见的“糟糕” 里。几个书生“孤掌而鸣”，诸事烦难，却不弃恒心及难被世人理解的志趣，尽其心力，寻访古迹，做一种别人不屑干、不愿干、不能干的事情。倒也没谁差使他们，他们满可以呆在客厅里品茗闲谈，感叹着：“‘保存古物’，在许多人听去当是一句迂腐的废话。‘这年头！这年头！’每个时代都有些人在没奈何时，喊着这句话出出气。” 后来，收在《梁思成文集》一、二集中的调查报告，反映了他们当时所做的“有限性工作”的意义，也反映了对古典庄严，智慧的一份同情理解，孤寂者的苦乐。 一九三七年，梁思成、林徽因等四人深入山西五台山，发现了佛光寺极具价值保存仍好的唐代木构建筑。后来在追记中写道：“到五台县城后，我们不入台怀，折而北行，径趋南台外围。我们骑骡入山，在陡峻的路上，迂回着走，沿倚着崖边，崎岖危险（八五年我乘汽车去佛光寺时还能感到山路的陡险——笔者）……近山婉婉在眼前，远处则山峦环护，形式甚是壮伟。到了黄昏时分，我们到达豆村附近的佛光真容禅寺，瞻仰大殿，咨嗟惊喜，我们一向所抱着的国内殿宇必有唐构的信念，一旦在此得到一个实证了。” 也是“不看不知道”，长途苦旅后的收获，亦非个中痴人所难以理会。这种考查，他们在冀东、冀中、京郊、山西等地开展了多次，兵荒马乱，举步维艰，不能有安心观摩的条件。要乘火车，然而车很糟，加之以‘战时’情形之下，其糟更不可言。沿途接触的都是些武装同志，全军上头票的只有我们，其余都是用免票‘因公’乘车的健儿们。”（《正定调查记略》）要住，但 “打听住宿的客店，却都是苍蝇爬满，窗外喂牲口的去处。好容易找到一家泉州旅馆，还勉强可住，那算是宝坻的‘北京饭店’。泉州旅馆坐落在南大街，宝坻城最主要的街上。南大街每日最主要的商品是咸鱼……每日一出了旅馆大门便入‘咸鱼之肆’，我们在那里住了五天。”（《宝坻县广济寺三大士殿》）当然，更艰苦还在工作本身：（佛光寺正殿）“斜坡殿顶的下面，有如空阁，黑暗无光，只靠经由檐下空隙，攀爬进去。上面积存的尘土有几寸厚，踩上去像棉花一样，我们用手电探视，看见擦头已被蝙蝠盘踞，千百成群地聚挤在上面，无法驱除……照像的时候，蝙蝠见光惊飞，秽气难耐，而木材中又有千千万万的臭虫（大概是吃蝙蝠血的），工作至苦。我们早晚攀登工作，或爬入顶内，与蝙蝠臭虫为伍，或爬到殿中构架上，俯仰细量，探索惟恐不周到，因为那时我们深怕机缘难得，重游不是容易的……”（《记五台山佛光寺的建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