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年间，山西崞县有个名叫李福达的人。当时民间有个秘密社团，名叫“弥勒教”，李福达也参加了。后来官府捉捕教会中人，李福达被逮捕，流放到山海卫。不久他瞅住机会，逃回老家，改名叫李干。过了半年多，他又被捉住，再次流放到山海卫。可李福达为人狡诈，再次逃脱。但这次他没敢回家乡，而是到了洛川，在当地宣传“弥勒教”，发展教徒，并鼓动以邵进禄为首的教徒造反。可是由于事机不秘，被官府侦知，邵进禄被杀，李福达再次脱逃得免。他又改名为张寅，在徐沟一带居住来往。几年后，他花钱买了一个官儿，当上万原卫指挥使。他的儿子李大仁、李大义、李大礼皆到京城里当工匠，因自称能烧炼丹药点化金银而得到当时朝廷中权倾一时的重臣武定侯郭勋的宠信。嘉庆五年，李福达的仇人薛良在徐沟偶然碰上了李福达，便向官府告发。官府捕生李福达后，问官马禄升堂，经仔细辨认并反复审讯，得知此冒名张寅的人即李福达正身。马禄尚恐有失，使无辜蒙冤，便又召来居住于洛川的李福达的老友邵继美、宗自成等来京相认，二人认后都称此人即李福达，并签字画押为凭。于是马禄令将李福达打入死牢，准备上奏朝廷。这时正在郭勋家中炼金银丹药的李福达的三个儿子听说了，忙聚到一起商议对策。想来想去，别无良策，只有求郭勋出面说情。三人一同求见郭勋，长跪不起，涕泪交流，郭勋见状，当即答应，随后派人去见马禄，要他大事化小小化了。没想到马禄并不理会，反而立即将此案上奏，并揭发郭勋要他通融的事，弹劾郭勋与逆党相互包庇，串通一气。疏奏，嘉庆皇帝下旨，将李福达父子一律处斩，妻女没入宫府为奴，家产抄没。并令郭勋到司法部门对质解释。当时在朝中，郭勋权势日隆，深受嘉庆皇帝宠爱。究其原因，是因为嘉庆皇帝初即帝位时，要把自己的亲生父母加以皇帝皇后的尊号(嘉庆皇帝是弟继兄位，不是父子相承)。群臣听后哗然，大闹宫禁，唯有郭勋、桂萼、张璁三人支持嘉庆皇帝的主张，与群臣为敌。那次事件中，嘉庆皇帝一共责打了一百多名官员，其中十八人被打死，流放、贬官百人以上。而郭勋、桂萼、张璁等三人则从此平步青云，深受嘉庆宠信，权倾一时。但是群臣也自此对这三个人恨之入骨，尤其是那些了挨了打的文武大臣，更是无时无刻不思进行报复。眼下一看机会来了，便纷纷上疏斥骂郭勋，要求严追此事。一时间上疏的大臣有四五十人，有人上了一道疏还不解气，又再上一道，于是送到嘉庆皇帝案前的奏疏，竞有七八十道之多。郭勋眼见这把火烧到自己身上来，也有些坐不住了。他一边连连上疏为自己解释开脱，一边找来桂萼、张璁二人商量对策。三人反复计较，觉得为今之计，只有一口咬定李福达之狱是一桩冤案，群臣借题发挥表面欲打倒郭勋而其内里则是因为他们仍对嘉庆皇帝给自己的生身父母上尊号不满，借郭勋一事发泄对皇帝的怨气，是冲着嘉庆去的。总之，要将这把火烧到皇帝身上去，只有这样，郭勋才可脱身。同时，皇帝若动了怒，还可借皇帝之手收拾那些对头。计议已定，桂萼、张璁二人第二日便上疏嘉庆，称群臣借李福达一案指斥郭勋，其实另有用心，是妄想借此案打击当初朝议给嘉庆皇帝的父亲加封号时，支持嘉庆的少数几位大臣，是要翻案，而且要翻皇帝钦定的案。请嘉庆详察，不要受群臣欺哄。嘉庆本来就因当年加封号的事跟朝中大多数官员结了怨，平常总爱疑神疑鬼，觉得臣下在背后议论他，说他的坏话。眼下看了桂萼、张璁的奏章，便觉得十分有理，而那些臣下们的数十道奏章，有些奏章书写时未能深思熟虑，行文用词之间颇有怨气，不能完全客观公正地以事论事，甚至有些明显地带有个人意气。嘉庆又让亲信太监去查，结果查出上奏章的大臣中有一多半都在议加封号那次事件中被他责令痛打。于是，嘉庆马上认定这果然如桂萼、张璁所说，是“群臣挟私报复”。他当即传旨，令三法司会审李福达。待三法司审毕，嘉庆再次传旨，令文武大臣复审。三法司的会审和文武大臣的复审，其结果皆如马禄，证实张寅确是李福达其人，马禄所上奏的确是真情，并无疏误。嘉庆看了三法司及文武官员的问案结果后，勃然大怒。因嘉庆令三法司会审和文武官员复审的用意，并不在他们是否审出真情，而是要翻案。所以嘉庆认为这是群臣互相包庇，共同蒙骗自己，于是他要亲自审理此案，后被大学士杨一清反复劝解才罢休。嘉庆又传令廷审。这时朝中官员们已知道嘉庆的心思，无人再敢坚持原判，于是不再认定张寅即是李福达，只说张寅犯有“妖言惑众”罪。嘉庆看了奏章仍不满意，令法司再审，戴罪立功，并亲自派人将最早经办此案的有关官员如马禄、李璋、李理、章纶等人捕系狱中。法司无可奈何，只好推倒原判，称张寅和李福达毫无牵扯，张寅是一良善百姓，因与薛良结有小怨，被薛良诬告。现已将薛良捉捕入狱，予以严惩。嘉庆知道结果后，仍不满意。他现在要达到的目的是通过此案，狠狠收拾那些他认为暗中心怀不满处处与他作对的大臣们。于是他干脆下令任命自己的亲信桂萼等人接管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三个中央级司法部门，并将原先这三个司法部门的最高官员们，如刑部的颜颐寿、王启等人；都察院的聂贤、刘文庄、张润等人；大理寺的汤沐、徐文华等人一网打尽，统统抓进牢狱。顿时三法司群龙无首，乱作一团，剩下的中、下级官员急急如丧家之犬，惶惶如漏网之鱼，整日提心吊胆战战兢兢，不知何时自己也被捉进大牢。桂萼到任后，即将马禄拿到严刑拷打，马禄咬紧牙关不承认自己有罪。桂萼又搜查马禄的衣物，从中翻出马禄与朝内几位重臣如贾泳、张仲贤、阂楷、张英以及汪渊的私信。于是贾泳赶快引咎辞职，剩下的人一律被捉进牢房。接着，桂萼又公报私仇，上章指责以刘琦为首的十五名大巨拉党结派，横行不法，于是刘琦等十五人也一块儿被关进铁窗后面。大臣汪元锡、余才私下里对此案的审理说了两句不满的话，被桂萼派人侦听到，当即被押了起来。此时朝上朝下一片风声鹤唳，谁也不敢再多说半句，多行半步。桂粤收拾了朝巨后，开始收拾马禄。马禄起初虽咬牙不承认有罪，无奈桂萼变着法儿地给他上刑，弄得他活不了也死不了，日日夜夜经受万般痛苦。俗话说“人心似铁，官法如炉。”最后马禄为不再受苦求得速死，便按桂萼要求，承认自己陷害张寅，目的是把郭勋牵连进去，替那些挨过皇帝廷杖痛打的朝臣们出气。桂萼现在开始结案。他上奏称，张寅并非李福达，被刁民薛良诬告。马禄等人与郭勋为仇，借此案兴风作浪，包藏祸心，现已真相大白，可以了结。嘉庆看了表示满意，令其处置与此案有牵涉的群臣。桂曹的处置是:以李璋为首的五名官员永远监禁；以刘琦为首的七名官员发往沪境充军；以聂贤为首的十一名官员削职为民；以颜颐寿为首的十七名官员革职闲住，地方官员革职闲住的又有五人。薛良以诬告罪处死，众证人以伪证罪充军，马禄以“入人于罪”流放，张寅放还归乡。嘉庆看了奏折后，对处置结果表示赞同，唯独对马禄觉判得过轻，认为要处以死罪。桂萼等人认为张寅虽受牢狱之苦但终未丧命，若杀死马禄，用命来抵罪，恐天下不服，也不合“一命偿一命”的古训。请将马流放到云贵一带人烟稀少之处，永远不准离开当地，任他和他们的子孙自生自灭。大学士杨一清也多次劝解，最后嘉庆皇帝才算照准。第二年九月，嘉庆怕天下人不服此案的审判结果，为使臣民百姓心服口服，下令编纂《钦明大狱录》一书，书中详细搜集有关此案的各种资料，颁示天下，以塞众口。在此案的审理过程中，虽然有很多朝臣官员认为桂萼挟嫌报复，陷人入狱，但是因李福达生性奸诈，行踪无定，姓名多变，身世不详等特点，也有不少人怀疑张寅是否真是李福达。其疑点大致有四:①传闻李福达有朱砂痣、龙虎形，但张寅没有。②山西五台县一户户主为张子真的人家中，有张寅的名册，而张寅幼时走失，不知生死。到崞县调查时，却发现了李福达的坟地。③原告薛良品行不端，在乡里不务正业游手好闲，是个无赖，囚此有诬告的可能。④对证人们经过调查询间，发现他们都是张寅的仇人，亦有可能作伪证。所以桂萼能将此案翻过来，也不是一味靠皇帝的权势乱来，表面上确有些可做文章之处。当时刑部有个名叫唐枢的官员，曾上疏嘉庆，力斥上述四点，指出那些疑点并不可信，并在书中条分缕析，言之凿凿，很有说服力。但嘉庆对此案早已先入为主，根本听不进去也无心去听，反将唐枢贬斥为民，革职回乡。其后编《钦明大狱录》也未敢收录唐枢的奏章，但民间均认为唐枢所言在情理之中，十分可信。李福达一狱，三法司及其他各部，总共约有五十余名重臣获罪遭罚，朝中其他官员大都认为他们冤枉，但无人再敢出头上奏喊冤叫屈，过了两三个月，吴彦、张禄上疏嘉庆，希望重新审理此案，却当即被嘉庆传旨处罚，吓得从朝廷内的朝臣到地方上的地方官，再无一人敢言此事。直到嘉庆十一年，桂萼病死，张德罢官，聂贤等人才被重新召回朝廷起用。到了嘉庆十六年，因为皇后生了儿子，嘉庆皇帝龙心大悦，下令大赦天下，于是当年那些因被牵进李福达之案而被监禁，罢官的官员们纷纷获释或重加任命，只有马禄仍不得赦免。直到嘉庆四十五年，四川境内捕获了一名江洋大盗，名叫蔡伯贯。蔡伯贯自称曾学妖术于山西人李同，李同之父即是李大礼，而李大礼之父则是李福达。蔡伯贯供称，他向李同学习白莲教的法术，与李同关系甚为亲密。李同曾亲口讲给他当年李福达入狱险些丧命的事。李同说当时他爷爷咬牙不承认自己是李福达，又通过李大仁、李大义、李大礼求救于郭勋，最后竟得翻案，并将间官马禄判了罪，发到云贵去了。隆庆元年，御史庞尚鹏将蔡伯贯的供状上奏，此案始得昭雪，马禄才得以回归家乡，此时距发案那年已有四十一年了。
